当这样两篇内容几乎相似而实力却悬殊很大的报道出现在乾隆面前的时候。他的内心再一次动摇了。谁都知道英国人目前是最容易带来危险的存在，但环球集团却仿佛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稳稳的压制他们。
就博物馆的历史形制，西方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到后来21世纪已是各种新博物馆形式层出不穷。筹建于1753年的英国大英博物馆，原本应是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现代博物馆，但如今却不得不将这一名誉丢给了环球集团。
也不知道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于巴黎的时候，会如何面对这一事实。当然海宁有可能会让这一组织提前出现在世界上，只不过，其章程中给博物馆的定义或许不需要改变：博物馆是指为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
——该定义并不是一个被认为完整和完美的定义，因此也不可避免的经历过多次修订，1974年修订版说：“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存、传播和展览。”
2004年增添物质和非物质的概念。如今，博物馆已被视为是集文化遗产的收集、保存、展览、研究和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新博物馆对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主导的公共博物馆等传统博物馆形式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博物馆形式、功能也呈现多样化，比如遗产旅游，这一趋势标志着博物馆功能的娱乐化。目前环球集团的博物馆体系虽然还不健全，但已经出现了像这一系列功能分化的博物馆发展的迹象。就连乾隆皇帝也对此略有所知。
实际上，乾隆并非对宝物这个词毫无所知，恰恰相反的是经验主义引导下的中国古代学者早就已经在这方面发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以做。只是那个时候的他们，并没有立刻引起外界的重视。
当用中国传统“博物”概念去翻译和套用西方的“博物学”“博物馆”时，我们需要反思：（1）西方传统自成一范，分类细致和逻辑缜密，自然科学方面尤甚。将naturalhistory和museum译为“博物（学/馆）”造成历史性误会。（2）我国传统“博物志（学）”在价值体制、知识分类和呈现形制上与西方大相径庭，属于正统经学以外的特殊体制和体例。（3）用同一个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也不是naturalhistory和museum本义去对应，便出现三者原本非一物因用同一个语词而误以为一物的窘境和尴尬，导致认识上的困境。
中国“博物学”与西学的科制化不同，中国的博物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学理；现在社会上普遍认识的这一用语是由西方引入的，“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其实更应该属于旧词新意。因为我国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类、文体、知识相融合的“博物体系”。
从现存的材料看，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就具有这一特殊的“博物体”雏形，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
我国最有名的《博物志》当数张华所著。综观之，笔者称之为“博物体”，包括（体识、体类、体用、体例）。全书十卷包括：卷一（地理：地、山、水、五方、物产），卷二（“外”、“异”国、人、俗、产），卷三（异物种：兽、鸟、虫、鱼、草木），卷四（物论），卷五（方士、服食、辨方士），卷六（考释：人名、文籍、地理、典礼、乐、服饰、器名、物名），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十（杂说上、下）。其中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它与“物性”和“物类”互为一体，即“物性（特性）—物理（关联）—物类（分类）”。
中国的博物学，作为经史子集补充的博物，在我国今天的“遗产运动”中尤其要珍视，其中体系、体性、体质、体貌、体征等都缺乏语境化的完整研究。如：《尚书》、《周易》、《淮南子》、《鬼谷子》、《抱朴子内篇》、《黄帝内经》、《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水经注》、《太平御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长物志》、《博物志》、《徐霞客游记》、《藏药药典》、《尔雅》、《说文》的分类等。《尚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根据孔安国《尚书序》中对其体例的分类，有六大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如《尧典》，记录帝尧的事迹；谟如《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的君臣谋划和议论；训如《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诰如《康诰》、《酒诰》等，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誓如《甘誓》、《牧誓》等，是作战前的誓师之词；命如《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分类作为认知和表述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博物学独树一帜，福柯正是受到我国博物学分类的启发而作《词与物》。
这些东西当中并不缺少乾隆皇帝所熟悉的事物，虽然他不乐意和平民百姓以及那些西方的蠢货分享这些东西。可博物学又不仅仅只包括这些内容，而且作为帝王威严的一部分，即便是那极小的一部分，似乎也可以在欧洲人那里制造出足够的震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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