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河内军团并未受创，董卓大喜过望，但他随后也陷入了懊恼中。不到十日间，河内郡的土地便丢失殆尽，那都是部下们浴血两月方才攻下的土地，如今不仅被陈冲尽数占领，就连孟津关也为他轻松攻破，这都是自己畏敌过剩的缘故。
自己手里重新有了五万机动兵马，董卓的胆子又大了起来，他绝了退回函谷关的心思，好整以暇地打量北岸陈冲的动静。毕竟他也颇为好奇：如今袁绍、袁术各坐拥近二十万大军，却皆止步不前，可他陈冲却敢陈兵河岸，与他在邙山对峙，他到底有什么倚仗？还是他有不为人知的外援？
陈冲当然不会这么想，哪怕中路军大部已陆续集结到河阳。王方退出河内后，他又接手了野王、温县两城，并且重新调整布防，邘城、野王、温县、轵县约留有一万两千人看守，将河阳呈四方形保护起来，又用三千人负责从天井关运输辎重到河内，能够用于在大河对峙的仅有四万人。
这比董卓预想的七万人要低得多。但陈冲策中，中路军本就是牵制作用，从来也没有指望四万人能够大败董卓，只是牵制就必须要行险，他如今将战线一口气拉到孟津关处，跨河对峙，以寡凌众，不可以说不险了。但正因为计策过险，董卓不清楚陈冲底细，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冲要做的是利用这一时机，稳住在孟津的防线，将董卓军团钉死在雒阳。
现下陈冲攻克孟津关，与董卓军团在北邙山遥遥对峙，孟津南关孤立在南岸，形成了一个极为微妙的局面。董卓或许不好攻克南关，但陈冲也不能渡河会战，而且要驻兵坚守南关的缘故，陈冲不能轻易移动军团，董卓只需要在邙山留下少量兵力扼守，便可用剩下的主力寻找战机，若是渡河攻击陈冲侧翼陈冲还能坚守，若他转首先攻破袁术孙坚，中路军便彻底失败了。
因此他打算在孟津建造黄河浮桥。
黄河浮桥古已有之。在秦昭襄王五十年时，因赢下长平之战，秦国在三晋之地大肆扩张，为确保秦晋之地往来方便，昭襄王便于河东蒲坂津处建造河桥。只可惜王莽乱政之后，赤眉军入主长安，关中大乱，蒲坂河桥无人修缮，因此而损毁，至今没再重建。
可在孟津之处修建河桥，却又与蒲坂津不同。雒阳北面河面水势复杂，河岸时宽时窄，特别是河阳至巩县一段的河道，形成末瘦中圆的形状，好似一条吞象之蛇。这是说大河在两端骤然收束，宽度仅有约两百多丈，但在河段中间却忽然拓宽，宽达近七百丈，按理说河面宽阔，水流也会因此放缓，但河水饱含上游泥沙，水流放缓后，上游的泥沙在此处沉淀，千百年来日积月累，竟在河中央堆起一大一小两座沙洲，大沙洲长约五里，小沙洲长约三里，继而导致大河从沙洲处分流成两条更为狭窄的水道，水流因此反而变得更加湍急。
相传大禹在划分九州时，定鼎伊洛，一度也想于此处建桥，沟通大河南北。但他三次建桥，每次建到一半，桥桩便被河水冲垮。他感叹说：“我治水功成，向来是顺水而行，因为我明悟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至理，如今我建桥失败三次，可见是天神警示，不得让此桥建成。”于是他放弃建桥。三代以后，定都雒阳者不知凡几，但都自认治水造桥不如大禹，也就再无人在雒阳北面建立河桥。
可一旦河桥建成，带来的地缘影响将是翻天覆地的，黄河天险将化为坦途，雒阳对河北的险要将不复存在。若是陈冲军团在孟津北关，从河桥出发，一日之内便能直抵雒阳城北，两军之间仅有北邙山作为雒阳的唯一屏障，董卓除非放弃雒阳，否则绝不敢，也不能转移军团，放任陈冲越过北邙山。
陈冲因此在北关召集所有随军将领，为他们讲述自己的计划，诸将都为陈冲大胆的设想所震撼。陶丘洪对此质疑说：“大河东流千万载，修建河桥不知凡几，但从未听闻有在孟津修建的。何况历朝历代不乏能人智者，也从未有人提出要在此处修建河桥，可见在此处修建河桥，是难如登天。龙首如此作为，难道不是不智吗？”
陶丘洪乃是与北海华歆齐名的俊杰，被举为孝廉后一直不仕，因此有高洁的名声。陈纪担任平原相后，再三拜访他请他担任府中主簿，不久听闻陈冲参与讨董，又派他前来襄助，军中上下都对他十分尊敬。
听完他发言，陈冲没有立刻回答，反而是先望大河东流，等众人都静神屏气，他才说道：“陶丘兄这话有失偏颇，所谓不智，是不知道自己做不到，还要强求去做，所谓杞人忧天、刻舟求剑，莫不如是。古人知晓自己力所不及，故而不筑河桥，这确实称得上智，但古今岂能一同呢？古人所不能，并非今人所不能，我知晓如何修建河桥，方才有此提议，如何能称为不智呢？”
陈冲又以出太行为例说：“此前诸将出太行，正是另辟古来未有之径，世殊日异，今人强于古人，莫非还要多论吗？”此前陈冲将陶丘洪安排在天井关，与骑军一同下山，因此不能理解。而其余随陈冲下山的将领，想起攀山下云的景象，无不以陈冲所述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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